现代社会法的治域不断扩大，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法律实施资源的需求和依赖更为严重。
目前，大家利用自己的数据关起门来做研究，收获得到是论文发表，并圈了一些学术的地，但是对于推动共同感兴趣的科学研究，意义很小。爱泼斯坦和金是从事(法律)实证研究的一流学者，对实证研究价值坚信不疑，但对研究操作的批评毫不留情面，是恨其不争的批评，其意义远远大于诸如法律实证研究有什么价值这样的宏观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样本数据库中判决书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很显然，正如爱泼斯坦和金所言，在这些过程中，都可能出现问题，并违反社会科学规范。对于实证研究而言，核心研究要素的残缺，不是问题的全部。其四，改革法学杂志的管理机制，尤其是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的编辑机制，鼓励更多的同行评审。在中国，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了本土法律实证研究实践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合理的批评。
如果理论文献的回顾未能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命题，后面的经验证据就不会和前文的理论产生关联，由此得出的经验结论和提炼而来的理论总结，也当然不会和文献中的理论产生真实的对话。实证研究的要素残缺首先意味着上述四对要素中的任一对要素的整体缺失，其次意味着在八个要素的任一单个要素的残缺。人民尊严的妥善安置是当务之急，也是党和国家的使命。
这意味着，义务的设定和履行以权利为中心展开，权力的活动与行使围绕着权利来运作，权利是权力的目的，权利也是义务的目的，由此彰显了权利的主体和中心地位。（三）社会主要矛盾的内部结构分析 矛盾内部对立和统一的双方被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个人须用理性对自身的需要自觉调控，国家亦须用理性对整体的需要自觉调控。[6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马克思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蓝图。第二，人民的需求是价值判断的依据，人民是美好生活的评判主体。
[59]这凸显出了党在法治改革上的决心和勇气。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任务在于：一是围绕司法权运行新机制深化配套改革，二是围绕化解社会纠纷的司法功能深化配套改革，三是围绕建设高素质司法队伍深化配套改革，四是围绕维护司法权威深化配套改革。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关键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出现在五处，以下分述之。法律立基于共同的生活经验，发现切实的生活实践逻辑，体察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美好生活命题可以拓展为三个命题：第一，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是美好生活的享有主体。回应型法作为一种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美好愿望的便利工具，其基本构思是使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统合在一定的制度之内，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我们对国家责任的设定是，国家不仅要保护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还要顾及到全社会共同体追求共同美好生活的权利。[57]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
[61] （一）法学研究新任务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必然要求法学研究克服自身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55]参见李林：《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征程》，《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6期，第27页。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是加强和深化党对法治中国建设领导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56] 在法治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坚持法治的人民中心地位和人民主体价值，要做到如下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58]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每一个需要都想得到满足，如果只是满足其中一个而将其他需要的冲动搁置不顾，则我将陷入一种毁灭性的局促状态。笔者希望通过以下对美好生活的法哲学反思相关研究的梳理，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以期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迈入回应型法后，目的推理便成为主导性的法律推理方式。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现阶段的美好生活就是小康生活。
当代社会人的尊严成为法治的根本准则，在人的尊严得以关怀的前提下，按照尊严的法律要求，人们必须拥有体面的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对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的一如既往的否定。
中国法治的发展进程，受到中国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地理环境的诸方面条件制约，同时，法治也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提供了规范依据与制度保障。四、美好生活的实践回应：开启法治现代化新征程 美好生活的需要如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的尊严[51]一样，构成了现代国家、现代政治和现代法治的价值基石、根本目的和最高理想，成为了新时代的精神号角，吹响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主旋律，开启了法治现代化新征程。
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国家保护人民权利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纲领性宣誓。与之相比，美好生活共出现了十四次，分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并可以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但对于社会主要矛盾命题，我们需要完整引述，并对其作体系化理解。第一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五、美好生活的理论回应：法学研究的转型升级 法治现代化倒逼法学研究的转型升级。
[52]张文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飞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6期，第2页。[9]这段话的要义是：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为实现幼有所育和学有所教，需提高幼儿教育质量和水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指向受教育权保障。美好生活的法学研究则需要进一步将作为学术话语的美好生活与法学研究相对接，通过跨学科的比较分析与综合，深化对美好生活法学意涵的理解。
[64]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第5-40页。在诸多矛盾分析方法中，主要矛盾分析方法是重要的一种。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中心主任，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理事长、联席主任张文显在闭幕式上进行了学术总结。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继承和发展了1979年党中央理论务虚会、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1987年党的十三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2007年党的十七大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在法学视阈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体现为更高品质的法治需要。首先，需要和权利在本质上具有同构性。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确认和实现人民的广泛自由和权利。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责任是第二性的义务，即二次负向的行为指引机制。
推进区域法治、城乡法治的平衡发展。另有学者则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实现利益保护，即权利的利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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